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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改编与流传

发布时间:2019-06-11 12:38编辑:本站原创阅读(198)

    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改编与流传

    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改编与流传(一)来源:作者:【】浏览:3587次评论:0条  莎剧在中国的扎根与发展  中国人听闻莎士比亚其名,始于19世纪上半叶。

    林则徐组织通事摘译史料,编辑《四洲志》,介绍“沙士比阿”“工诗文,富著述”。 19世纪中后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方兴,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译介的著作屡屡提及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成就。

    “舌克斯毕”、“沙斯皮耳”、“筛斯比尔”、“舍克斯毕尔”……虽则所用的译名互不相同,但都证明了莎士比亚的名号及其文学成就开始随着西学的东渐传入了中国。

    20世纪初,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首次采用了“莎士比亚”这一译法,译名随即被固定下来并通用至今。

      中国人开始真正了解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归功于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翻译出版的英国散文家兰姆姐弟共同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匿名的译者用文言文选译了其中10个故事,取名为《澥外奇谭》,第一次把莎士比亚的戏剧以类似中国章回小说的题名与文风介绍给中国读者。 190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林纾和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完整译本,题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该译本广为流传。

    在之后的十数年间,以传奇小说的风格译述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成为中国舞台上改编与演出莎剧的重要蓝本,也同时影响着莎剧在这一时期的表演风格。   莎士比亚戏剧自400余年前诞生之日起即被定位为场上之曲而非案头之戏。

    莎剧的活力在于它们的舞台生命力,其在中国的广泛流传,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在中国的演出与改编。

    莎剧最初出现在中国舞台上,是以文明戏的形式演出的。 依照叙述故事梗概的幕间说明,文明戏没有固定台词,顶多只是注上几句剧情要求必须说的话,其余全凭演员即兴发挥和表演。 莎剧以故事或小说为定位的早期译写,给这种无需具体剧本、也不必反复排戏、台词随意、为演出即兴的幕表制文明戏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从1913年开始,可以说莎剧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文明戏舞台上兴盛了许久。 最早上演的剧目为《威尼斯商人》,剧名或称《肉券》,或为《一磅肉》《女律师》《借债割肉》等等,之后该剧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剧目之一。

    以文明戏的形式搬演莎剧一时在中国蔚然成风,上演过的莎士比亚戏剧总计有20余种,包括《黑将军》(《奥赛罗》)、《姊妹皇帝》(《李尔王》)、《新南北和》(《麦克白》)、《仇金》(《雅典的泰门》)、《怨偶成佳偶》(《无事生非》)、《从姐妹》(《皆大欢喜》)、《孪误》(《错误的喜剧》)、《飓媒》(《暴风雨》)、《指环恩仇》(《辛白林》)等悲剧、喜剧及传奇剧。

      文明戏形式的莎剧表演利用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故事梗概与情节框架,其幕表制的实行决定了该类戏剧表演对原剧本的忠实程度并不高,其时全本译作的缺乏也导致莎剧的语言几乎丧失殆尽。 直到1921年,田汉在《少年中国》发表译作《哈孟雷特》,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有了以完整戏剧形式出现、并用白话文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剧坛也开始出现忠实于莎剧原著的话剧演出。

    此后,包括梁实秋、朱生豪、卞之琳、孙大雨等学者与翻译家积极参与的莎士比亚的单剧和全集译作,翻译莎剧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为莎剧的演出与改编打下了良好的基石。   莎剧在中国的演出与改编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崛起与发展,五六十年代的逐步兴盛,“文革”动乱时期的销声匿迹,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以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和1994年上海国际莎剧节的成功举办为契机,进入了空前繁荣期。

    从演出与改编形式上来看,可以分为话剧演出、戏曲改编、多语戏剧与电影改编四种类型。

      话剧改编:    民族性、当代性、先锋性  中国现代话剧源自西方,对于莎剧人物塑造和舞台呈现方式相对来说更贴近传统意义上的莎剧演出,因此话剧是当代中国编演莎剧最基本与普遍的形式。 1978年以后,莎剧的话剧演出逐步活跃,成绩喜人。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西等诸多省份的各大剧团及戏剧院校演出的莎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悲剧、喜剧、历史剧、传奇剧等各类剧目均有所涉猎,艺术风格各异。

    许多话剧的演出都突破了传统的禁锢,进行着民族性、当代性及先锋性的大胆探索与实践,以中国人独特的视角阐释着经典,拓展着对莎剧的理解。 林兆华戏剧工作室出品的莎士比亚三部曲——《哈姆雷特》《理查三世》《大将军寇流兰》,即为此探索与实践的典型代表,也从某种程度上发掘着莎剧经典价值之外的当代价值。

    极简却具备高度象征性的舞台布景,灰暗沉闷而又没有明确时代的服装,舞台上相互关照、内部重叠和随意置换的人物角色将林兆华90版《哈姆雷特》抽离出400年前的丹麦宫廷,将王子重构为现代社会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林兆华说:“哈姆雷特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在大街上我们也许会每天交错走过,那些折磨他的思想每天也在折磨我们,他面临的选择也是我们每天所要面临的。 ”“人人都是哈姆雷特”是90版《哈姆雷特》设置的新主题,时空的变换和文化的差异并不会销蚀人性中的共通点,调整后戏剧叙事与颠覆性舞台再现打破了传统的框架,使戏剧映射与隐喻着当代中国与中国人所面临的关乎“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给出具象的阐释。

    时隔11年,林兆华携《理查三世》再度登台,白色的幕布墙、一水的黑色服装、光怪陆离的道具和杂糅的音乐配置仿佛脱离了玫瑰战争车轮的印迹,然而只做删减未做改动的莎氏台词依然意蕴着历史的因由。 整出戏剧似乎被导演放置于类似童年时期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框架中,掠食与被掠食的游戏同时也喻证着弄权者内心的阴谋以及普通民众对阴谋的集体无意识所带来的残酷与暴虐。 “阴谋无处不在”这一主旨是导演跳出了历史脉络与具体事件呈现给当代人的警示。 基于《科利奥兰纳斯》的话剧《大将军寇流兰》虽然也有借用摇滚音乐表现两军对垒等剑走偏锋的手法,但相形于前两部的演绎更趋于平实,忠于原作。 话剧为当代中国观众再现出寇流兰的悲剧:有着丰功伟绩的英雄,在性格缺陷与盲从民众的双重作用下,被迫于死地的悲剧,辐射出对人生、人性、及民主制度的反思。

    百余名群众演员参与完成“暴民”形象的塑造,影射着普通百姓阶层的盲目性、复杂性及历史作用,寇流兰的悲剧即从个人悲剧上升至制度悲剧乃至人性悲剧。 以林兆华为代表的莎剧话剧演出,票房未必出色,商业气息也不浓厚,却反映出当代中国对于莎剧演出的共同认知:一部经典的剧作并不限定于任一国家或民族,并不拘泥于某一历史时期,并不禁锢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话剧导演以独特解读诠释对莎剧的思考,彰显着其与当下中国产生共鸣的意义。   戏曲改编:文化“挪用”的实例  坐拥悠久的传统,百余种中国戏曲汲取东渐的莎剧素材进行改编,未尝不是一种全新而大胆的尝试。 据称在民国初年,四川雅安剧团的王国仁就曾将莎剧《哈姆雷特》改编为川剧《杀兄夺嫂》。 这一说法虽然缺乏一定的实证资料,但莎剧的首次戏曲改编确实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40年代,越剧改革的倡导者袁雪芬、戏剧家焦菊隐都曾以戏曲形式编演过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80年代的中国戏曲舞台急需推陈出新,拓展剧目,消解传统戏曲与现代观众间的隔阂;而与此同时,中国的莎剧改编也渴望中西方戏剧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丰富改编的手段与方法。

    莎剧的戏曲改编逐渐从零星的个别探索发展呈井喷态势。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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